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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铁笔丹心之传统士人心中，常有“国可灭，史不可灭”的概念。顾炎武“亡国”与“亡天下”之论，正发于此。所谓亡国，无非一姓兴替，所谓亡天下，却是一国之文化、历史被摧残殆尽，焚灭一空，则荆棘铜驼，神州陆沉，无可挽救。

然而终归有人挺身而出，挽救国史。陈寅恪曾说：“昔元裕之、危太朴、钱受之、万季野诸人……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，即国可亡，而史不可灭”。他所举四人，除钱谦益（受之）外，皆是“挽救国史”之楷模，其中又以万季野最为我佩服。

万季野，即万斯同（1638－1702），浙江鄞县人，明遗民黄宗羲最得力弟子，也是其时代治明史第一人。他半生潦倒，却不肯出仕，后为挽救国史而与清廷明史馆合作，仍不受官职，也不拿薪水，只以布衣身份入馆，任主编之实，修成500卷《明史稿》，并死在史馆，实在是“明史第一功臣”。

在少年时代，作为“幺儿”的万斯同很聪明，却不读书，老爸曾将他关禁闭，选的地点很好，在书房。我们的幼儿园老师以后要关小孩子禁闭，最好向万老爹学习，不要动不动就把小孩子关在厕所里。厕所里能学到什么东西呀，最多不过精通抽水马桶的形状而已，还是关书房好一点。当时，被关在书房里的万斯同“窃视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，读之甚喜，数日而毕。又见有经学诸书，皆尽之”。从此斯同爱上读书，积累甚厚。有天，他的大哥拟了几道经义题目来考幼弟，结果斯同“汗漫千言，俄顷而就”。大哥吓唬坏了，立刻跑去报告父亲：“几失吾弟！”意思是我弟原来是莫扎特，差点被浪费！万老爹看了，也吓唬坏了，高呼 “几失吾子!”于是给斯同做好新衣新鞋，送他入塾读书。（全祖望《万贞文先生传》）

青年以后，万斯同由经入史，专心于史学，却如诸多大学者一样，遭到命运的调戏。1662年，万氏在城中的府第遭浙江提督公署“野蛮拆迁”，全家被迫搬到西郊。他的妻子庄氏途中病逝，遗下幼女三口。斯同不得已，于1670年去一个傅姓人家“倒插门”，可傅家也不算宽裕，新妇傅氏也体弱多病如黛玉。我们可以在他的侄子万言为其《历代史表》作的序中看到这样的描述：“（斯同）居东城傅氏，敝屋两楹，右为卧房，左为客坐，鸡埘炊具，杂然并陈。垒败瓦为门，宾至俯首而入……虽三女号饥，叔母卧病，呼药声犁然，勿恤也。”真是凄凉生哀。

但如其师黄梨洲一样，万斯同也气节峥嵘，绝不俯就。1678年，有大臣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，他坚辞。1679年，大学士徐元文任修明史馆总裁，又荐他入馆，斯同开始仍不愿去，但黄宗羲觉得这是挽救明史的好机会，劝其赴京。送别时，黄宗羲以“四方身价归明水，一代奸贤托布衣”相期许。当时，凡入史馆者至少可授七品俸禄，但万斯同赴京后，只寓居于徐元文家，不受官职，不受俸禄，以布衣身份入馆修《明史》，担任实际上的主编，前后达十九年。有史料说：“诸纂修官以稿至，皆送先生复审，先生阅毕，谓侍者曰： ‘取某书某卷某页，有某事当补入；取某书某卷某页，有某事当参校。’侍者如言而至，无爽者。《明史稿》五百卷，皆先生手定。”（全祖望《万贞文先生传》）

斯同对明史浸淫既深，态度又极严谨。他曾说：“若官修之史，仓卒而成于众人，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，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。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，唯恐众人分操割裂，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。”又说：“史之难言久矣！非事信而言文，其传不显……吾少馆于某氏，其家有列朝实录，吾读而详识之。长游四方，就故家长老求遗书，考问往事，旁及郡志邑乘、杂家志传之文，靡不网罗参伍，而要以实录为指归……凡实录之难详者，吾以它书证之，它书之诬且滥者，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，虽不敢谓具可信，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。”（钱大昕《万斯同先生传》）

斯同的史学造诣得到京华名流的集体认同，上至王公下至学人，无不尊称他为“万先生”。他与人往返信札，则自署“布衣万斯同”，而谦逊与骄傲也都藏在这五字里。

可恨的是，斯同去世后，500卷《明史稿》落入王鸿绪之手。王氏将此书按庸俗的功利考量删削后，改为《横云山人明史稿》（王鸿绪号横云山人）刻版印刷，更无耻地向朝廷进献。以后张廷玉等奉旨修《明史》时，就拿它作底本，删改编辑为332卷《明史》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列为廿四史之一的《明史》。在这部书上，又只署着“张廷玉等撰”的字样，其原始作者万斯同，则湮没在衰草寒烟间。（详见陈守实《明史稿考证》）

《明史》在廿四史中，被看成除了“前四史”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）以外最好的史著。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说：“近代诸史自欧阳公 《五代史》外……未有如《明史》之完善者。” 我们应该记住，布衣入馆的一代史家万斯同，对此最有贡献。